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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敦街景

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伦敦人窝在同一堵墙根,两个妇人肩靠肩缩在一起取暖,却谁也没看谁一眼——这更像多雷在画室里替"贫困"排的一次点将,而非街头抓拍的一瞬。当年的英国评论界,就是揪着这份不像写生的地方骂他的。

《伦敦街景》(Scène de la rue à Londres,卢浮宫编号RF 41389)高32厘米、宽64厘米,横长如一条队伍——十余名衣衫褴褛的伦敦贫民,沿一堵砖墙或坐或站排开。裹蓝披肩的妇人蜷在拱门边地上,赤脚露在外,像是睡熟了;戴高顶礼帽的男人搂着身边的男孩;白胡子老人裹着毯子弯腰坐着,手里攥一根拐杖;两个妇人肩靠肩缩在一起取暖,却谁也没看谁一眼。墙上那扇钉铁饰的拱形木门,看着像某种机构入口,卢浮宫的记录却只写了一句笼统的"伦敦街头",没说是哪。左下角是多雷的钢笔签名;画法是先用黑墨钢笔勾线,再用棕色墨水层层晕出明暗——是钢笔素描加淡彩渲染,不是水彩,坊间图库常标错。

这份"谁也不看谁"的疏离感不是巧合,是多雷画伦敦贫民的固定手法——把物质的匮乏,画成精神上的原子化孤独。背后是他的作画方式:他与记者布兰查德·杰罗尔德多次赴伦敦,据信曾在警察陪同下夜访贫民窟;但他不在现场画,回巴黎画室后全凭记忆与想象补完构图,这批考察最终汇成1872年出版的《伦敦朝圣记》。这幅素描据信作于1868至1872年前后,卢浮宫没有写明确切年份;至于它是否正是书中某幅木刻的底本,卢浮宫记录同样没有交代,无从查证。

英国本土评论界当时并不买账。书一出版,《艺术杂志》就说多雷是"臆造而非写生"(inventing rather than copying);《威斯敏斯特评论》讥他专挑"最粗俗庸常的表面特征"下笔。批评者认为,他延续了霍加斯画伦敦众生相的老路子,却抽掉了霍加斯式的道德讽喻——留下的只是贫富两极的感官奇观,有场面,没立场

但这句骂名,后来被原样接了过来,当成他的方法本身:一篇重新研究多雷伦敦组画的论文,径直用《Inventing Rather than Copying?》做标题,把"臆造"从贬义读成他实地观察叠加工作室想象的工作法。2014年奥赛博物馆与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联合主办多雷首次回顾展,图录撰稿人David Skilton提出:他的伦敦图像该被当作独立艺术品,而非新闻纪实,并将他与狄更斯并置——二者共同塑造了后世想象中的"伦敦"。评论家Gabriel Weisberg更进一步:多雷"以纯粹写实主义者身份创作"时效果压倒性——这批伦敦贫民素描,是他插画生涯里少数被当作"写实主义杰作"的部分。

这份收藏史,正是同一场翻案的注脚:多雷1883年去世,直到1987年——去世后第104年——法国才把这张素描买下。这104年,几乎正好是他从"插图匠人"翻案为"严肃艺术家"所花的时间,2014年的回顾展,是这场平反的高潮。它名义上归奥赛博物馆,但奥赛没有专门收藏19世纪素描的部门,实物一直由卢浮宫版画素描部代管、编目,如今存于镶框作品库房,不做常设展出,只能预约到阅览室查看原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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